4月下旬，中日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同一场会议的两轮辩论中连续爆发正面冲突。日方两度就东海、南海和台湾问题发难，中方两次当场驳斥。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召开专家会议，明确提出“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并正式启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程序。
这三件事的背后，清晰的反映出了日本正在推动战后安保体制的根本性转向，并不断制造一种自我实现的“危机叙事”。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日本在联合国话语策略的转变
在安理会海上安全辩论这样的场合，一个国家的发言通常会遵循某种外交规范。但日本在这两轮发言中所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它选择了将中国塑造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日方发言的核心，是制造一个“安全威胁”的前提性判断，然后让所有后续推论都在这个前提下展开。它说中国“威胁航行安全”，但不需要具体论证威胁究竟是什么。它说中国国防政策“不透明”，但这个“不透明”本身就是它自己定义的尺度。当听众接受了这套前提，“中国威胁论”就变成了一个自带正当性的叙事结构。
中方没有顺着这个陷阱往技术层面走。中方代表孙磊指出，当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的时候，谁才是航行安全的破坏者？这个问题把将对话的主客关系颠倒了过来。
当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对东海、南海周边国家曾实施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罪责时，这在事实上已经彻底剥夺了日本以“秩序维护者”身份发言的道德资格。
随后的续会上，中方代表滕飞把问题的维度再往上推了一层：日方口口声声讲“航行安全”，而其首相在同一时刻正在讲“长期战争”。这种言行之间的断裂，暴露的是日本的国际话语与其国内政策议程之间的系统性格格不入。
一个在口头上关切地区安全的国家，其领导人却在为本国的战争机器松绑。这只能说明一种可能，日本的关切本身，正是为松绑服务的合法性工具。
日本参加美菲军演，介入南海
制造中国威胁，是为了正当化军事扩张
联合国安理会的两次交锋，表面上看是围绕海上安全和台海局势的争论，但实际上，日本是在寻求一种“战略合法性”。它需要向国际社会，更重要的是向日本国内民众证明：东亚地区确实存在“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加强军备。
当前日本正在迅速重建军工产业，企图令长期潜伏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整军扩武寻找“正当性”，日本必须挑衅中国，让中国看起来像是咄咄逼人、不讲道理的一方。
但是，在高市上台后，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还需要这样一种“正当性”？原因在于，尽管高市政府在制度层面大力度推进军事松绑，但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基础并未根本动摇。修改武器出口规则时，日本国内反对声浪巨大。民间反修宪、反军事化情绪持续升温，民众打出“不许破坏宪法第九条”“高市下台”的标语，抗议浪潮席卷全国。更何况，民调显示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修宪。
面对强大的民意阻力，仅仅靠政治强推是不稳定的。高市政府需要一套能够说服公众的理由来对冲社会的抵触情绪。制造或放大“外部威胁”，正是军国主义动员的经典配方。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正是通过渲染外部危机来煽动民族主义，进而绑架整个国家机器走向战争。
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日本一边指责中国“威胁航行安全”，一边自己派遣自卫队舰艇穿越台湾海峡。日方连基本的事实逻辑都对不上，东海、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南海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航道之一。而真正在台海制造事端的，恰恰是日本自己。这种自相矛盾表明，高市政府的逻辑是因为要扩军所以必须有威胁，威胁不存在，就制造一个。对手没挑衅，就激怒对方。
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府
为什么日本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加速推进这一系列操作？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和平宪法框架。这套框架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它在制度上严格限制了日本的军事行为能力。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又始终面临来自保守势力“回归正常国家”的压力，这一矛盾在冷战时期被美日同盟的安全保障所覆盖。
但是，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和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日本决策层形成了一种深层的不安感，在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地区环境中，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这种不安感在近年来达到了一个临界强度，使得“摆脱束缚”变成了具有政策操作空间的政治议程。
高市早苗抓住了这个窗口，她把这个结构性焦虑集中投射到中国头上。台海、东海、南海，每一个争议方向都被她纳入了日本面临来自中国的“系统性压力”，因此必须进行系统性回应的框架下。这种框架制造了一种“危机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一切制度突破都可以用“不得不如此”来解释。
武器出口解禁是这套逻辑的经典产品。4月下旬，高市内阁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对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从经济角度看，日本的军工产业国内市场狭小、产能有限，扩大武器出口是维持产业生存和研发能力的必由之路。从战略角度看，武器出口的另一个核心作用，是为日本介入南海等外部冲突塑造冲突的走向。
这个逻辑的致命缺陷也很明显：出口的武器最终会流向哪里，出口国往往无法控制。日本在南海方向推动武器出口，实际上是在一个它无法控制走向的博弈中下了重注。
日本二战投降书
中方回应的深层指向
日方提出“威胁航行安全”的指控，中方没有围绕这个指控进行自证，而是直接指出当前东海、南海的总体稳定态势，并反过来揭露日方派舰艇进入台湾海峡的事实。在国际舆论场上完成角色身份的转换。真正在制造不安全感的，是那个宣称关心安全的一方。
第二个层次是对历史的穿透，中方把日本的发言放在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态度中。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日本右翼势力从未真正面对过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并且日本至今没有完成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邻国的和解。一个从未清算自身军国主义历史的国家，其今天的“安全关切”缺乏最基本的道义可信度。
第三个层次是对现实的定性。中方将日本当前重整军工复合体、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举措整合为“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判断。它指出了日本现行政策的系统性特征：日本在军事、外交、经济、制度层面的合力转型，终极指向是废除战后和平体制，重建一个拥有完整战争能力的“正常国家”。
战后秩序的边界正在被触碰
战后东亚秩序的基础，是二战结束后通过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确立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日本投降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确认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行与责任。日本宪法第九条，则是这套国际法秩序在国内层面的落地条款。这套秩序的底线含义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获取领土和利益的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再被允许。
高市早苗正在触碰的正是这条底线。修宪废除第九条、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武器出口、将“长期战争”确立为国家战略假设，这三步如果被完成，战后国际社会约束日本军事行为的制度性安排将丧失它在日本国内法的对应物。到那时候，国际社会面对的将是“日本认为自己有权做什么”的问题。
中方在联合国的应对，不只是在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也是在提醒国际社会这一趋势。当滕飞在发言中向日方提出“是继续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还是真诚反思侵略罪行”的选择题时，他事实上是把一道日本国内政治的选择题，放回了国际政治的聚光灯下。日本的选择不只是日本的内部事务，它是战后秩序中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事情。
赌上国运玩火的人，往往低估了火的蔓延速度。高市想要“长期战争”，但她最好先想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东亚这块经历过两次战火的土地上，启动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后果，从不由发动者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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